云南方面认认真真调查了三个月，回报说气候土壤都挺合适，农民已经有零散种植经验了，若全面推广，年产量可观，而且比洋货便宜得多。
这份报告送上去之后，第一批云南本土鸦片没过几年就问世了。价格只有进口货的一半，慈禧见了非但没有叫停，反而指示扩大规模，还专门设了个听起来无比清白的机构——"药材管理局"——来统筹鸦片的生产和销售。
那这笔钱最后流去哪里了？
光绪年间，有一条财政规定被悄悄写进了制度：国产鸦片的税收里，每年拨出一定数额，专门用于修缮颐和园。这不是临时挪用，这是白纸黑字的制度安排。从1886年开始算，这笔专款断断续续拨了十几年，总数堆起来是一笔相当可观的银子。
当然，颐和园只是看得见的去向。鸦片税在晚清财政里的地位，排在田赋、盐课、厘金、关税之后——稳稳占着第五大税源的位置，宣统年间的账面数字接近三千三百万两。这笔收入已经不是可有可无的补充，而是朝廷维持运转不可缺少的支柱之一。
为了让这个税源持续壮大，清廷还亲自下场搭销售渠道。城里乡下设官方烟馆，配专业烟灯师傅，提供全套服务。一个小县城里开几百家烟馆，绝不是民间自发的繁荣，背后都有官方许可的影子。
分级定价也是这个体系的重要一环。烟馆不是只服务一种人的，高档的有高档的玩法，低档的则专门做底层生意——几百个铜钱，买一杯掺了料的毛烟，坐在简陋的木板床上吸完拉倒。
价格体系把鸦片的消费门槛做到了极低，几乎任何人只要有了瘾，都能找到一个负担得起的方式维持下去。
这就是慈禧的算盘：表面上从不说支持种鸦片，暗地里把鸦片税变成皇家工程的钱袋子，再用官营体系把销路打通到每一个角落。
这张账单有多难看
到清朝末年，全国吸食鸦片的人口大约有两千万，是鸦片战争前的整整十倍。
两千万是个什么概念？放到今天，相当于整个北京市的人口全部成瘾。而这两千万人散落在全国各地，从县城到农村，从工匠到农夫，鸦片已经不是"某些人的事"了。
土地那边的情况同样触目惊心。山西大量农田被用来种罂粟，沃壤腴田种鸦片，贫瘠的边角地才用来种粮食——逻辑刚好倒过来了。
贵州、云南的情况更夸张，种鸦片的耕地占比一度接近一半。粮食越来越少，粮价越来越贵，穷人的日子越来越难过，但偏偏手边有廉价的鸦片可以"逃进去"。这是一个非常残忍的闭环。
军队那边也没好到哪里去。一位将军曾无奈地总结：沿海各省的官兵，不抽烟的反倒是少数。士兵出征，随身带两杆枪，打仗的那杆锈迹斑斑，抽烟的那杆油光锃亮。
水师的缉私船有时候转头就变成了鸦片走私船——抓私的人和贩私的人，有时候根本就是同一批人。
再往大了看，有一个事实颇具讽刺意味：晚清搞过不少"洋务"，试图学西方造机器、建工厂、练新军。但那些努力大多成效有限，倒是鸦片，成了当时中国唯一真正实现"进口替代"的产品——把洋货挤出去了，全换成了国产的。
这个"成功"，代价是几千万人成瘾，无数家庭倾家荡产，整个社会的劳动力慢慢消耗在烟枪上。
1906年，慈禧终于下了一道旨：十年之内，把鸦片的祸害彻底革除干净。 随后也真的开始认真推行禁烟，种植面积、进口数量确实都在下降。
但这道旨意来得太晚了。她用了几十年把这个口子开到最大，又在人生最后几年才想起来堵上。距离禁令下达五年，清朝就亡了。又过了几十年，到新中国成立时，全国吸毒人口据说仍有两千万——跟清末一模一样的数字。
这个数字像个回声，回荡了整整一个世纪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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